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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慧敏(姚会民),字逍遥,陕西蒲城人。国家一级书法师,国家一级美术师,学者、书法评论家、文字(字体)研究家。
现任中国文化魂网站总编,中国文化魂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央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华书画协会名誉顾问,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外联部长,辉煌中华杂志社副社长,中国博达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榜书协会理事,中国甲骨文协会理事,陕西书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华夏平安书画院常务院长,陕西毛泽东书法协会理事等……
中国象形字与字母文字的对立
中华民族雄奇天下的精神长城——
全世界中国人团结起来 共守中华
世界第一字——“中國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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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字——“中国字”(二)
信息来源:中国文化魂网站 发布时间: 2014-8-15  浏览次数:1137
那么,从"中国字"产生以后,必然会产生传承和变异,这个“×”形符号与日后的"中国字"到地是什么关系?对此 ,民族 学家林河说:"只要你肯去发现,你就可以发现很多的传承和变异。"中国在两、三万年前岩画和彭头山文化出土的这个九千年前的“×”形符号,就不断地出现在八千多年前到今天的中国文字之中。如七千多年前的高庙陶纹中,就有用4块条石垒起来的太阳纹符号,七千多年前的长沙大塘文化的陶器上画的一幅《农耕祭祀图》,就画了3个“×”为一组的两组“×”形符号,以表示祭祀的隆重程度。六千多年前的汤家岗文化有方边或圆边框起来的变体“×”形符号。六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的石斧上画有“×”形符号,表示它是“神斧”。从六千多年前到甲骨文出现以前,中国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中,“×”形符号就更多了。出现了甲骨文后,“×”形符号的传统不但得到了继承,它的用途还大大地扩展了,如在甲骨文中,有些神人的面部画上“×”形符号,以表示他不同于凡人。有些网罟和器皿上画上“×”形符号,以表示它是具有神力的器物。用双手捧着“×”形符号,是表示“拥有文化”。一双手将“×”形符号送给另一双手,是表示举行“拜师仪式”。上面画着双手捧着“×”形符号,下面再画一所房子,是表示在房子里传授文化。房子里面再加一个“子”字,便是“学校”的“W”字,是表示向小孩教授文化,“学”字旁加上一个“文”字(在甲骨文中它不是“文”字而是“父”字),便是我们繁体字的“教”字,是表示长辈在向晚辈传授文化之意。一个“×”形符号,竟然主宰了中国上万年的文字史,有源有流,从未中断.因此,说这个“×”形符号是影响中国和世界的“世界第一字”,完全是不过份的。
    苏美尔人是何人种至今无人能够确定,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猜测过他们是黄种人.但笔者认为,西亚的“×”形符号肯定是源于中国。这是因为,苏美尔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学者们的共识。而最古老的印度文明遗址——哈拉巴遗址位于印度河流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哪个人种,所以就猜测它属于印度南部的土著达罗毗涂人。以上两个文明所属的种族未定,但是他们都座落于黄种人从非洲走向亚洲的迁移带上。黄种人先于白种人从非洲走出,这一时期从欧亚大陆的东半部从西亚到中亚、印度、到中国都是黄种人部落区域。之后受到白种人部落的不断侵袭,黄种人部落的范围慢慢缩小到欧亚大陆的东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形成了欧亚大陆上今天这个面貌。我们今天知道开创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华夏族人是黄种人,但以上两大部落的文明也很可能是黄种人开创的,并且同华夏文明是一脉相承。
  人当然不可能没有来历,于是,又有些学者进一步作了研究。有的说他们“来自遥远的东方”,有的说他们“来自遥远的亚洲”,比较有根有据的是说“苏美尔人来自遥远的蒙古,他们的语言中含有许多的蒙古语”(见《失落的文明——巴比伦》一书)。把中国称为蒙古,是西方人被蒙古大汗的铁骑兵横扫之后产生的错觉。文中所说的蒙古实际上是指中国,不是指蒙古民族,更具体地说,是指中华民族中首创农耕的民族。而所谓的苏美尔人的语言像蒙古话,实际上就是像中国农耕民族的话。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作过一些比较,这里就不再谈了。可以认定苏美尔人就是中国南方农耕民族的一个分支,迁徙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后,将中国的农耕技术传授给当地民族,而且还将中国南方农耕民族的“萨姆”(意为“老祖婆”)崇拜带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当地民族融合而成为了苏美尔(萨姆)人。那么,他们把萨姆崇拜独有的“×”形符号带到了新居,刻到了女神身上,就是非常合理的事了。何况他们带去的还不止“×”形符号,还带去了用稻壳掺泥烧造陶器、用有卯榫结构的砖模制造土砖等中国独有的技术(不会做卯榫砖模的人,只能制造西方式的“面包砖”),高庙文化七千年前就有了的“双鸟拱日”类型的符号等等。同时,现代考古资料证明苏美尔人,他们的建筑使用的是砖。遗憾的是,苏美尔文明的残迹同古埃及相比极为稀少。苏美尔人用泥砖和木料建造房屋,因此除了地基之外,他们的建筑几乎没有遗存。虽然在乌尔出土了早期王朝时期一些陪葬丰富的坟墓——形制为地下拱顶墓室,但苏美尔人并不像埃及人那样关心来世——这一切和中国的现状非常像,残存的古迹非常少,考古主要靠墓葬。苏美尔最著名的建筑是《圣经》上讲到的巴别塔,如今已不复存在。最早的一座吉库拉塔建于公元前3000年略早,比第一座金字塔还早几百年,它却在苏美尔地区乌鲁克(《圣经》中称之为以力)的瓦尔卡幸存下来。土堆的斜坡通过砌筑砖石得以加固,高达12.19米。其上的台阶与坡道通向平台,平台上座落着被称为白庙的圣堂,因其外墙砌以白砖而得名。
  在是苏美尔人的体质形态完全不同于白种人与黑种人,而是具有伟大的中华民族人特征的混合型人种……这么多的证据,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世界第一字”的源头是在中国吗?   再说,由于这“×”形符号是农耕民族“火灵崇拜”的产物,它的上线就不可能超过农耕文化的上线。农耕文化是要受到环境与气候制约的,国外学者在研究西亚两河流域农业起源地的问题时,成功地运用了环境考古方法,他们运用植物孢子花粉分析复原环境,说明了西亚的气候在距今11000年时还很冷,属于“干冷的草原型气候环境”,很难产生农耕文化。因此,西亚是不可能有超过九千年的“×”形文字符号的。
    但是有的人会问,西亚是麦类作物的产地,古代并不生产稻谷,种植水稻的中华民族怎么可能去西亚传授他们本不熟悉的麦作文化呢?对此问题林河先生讲:"由于麦类作物是种耐寒耐旱的作物,能够适应“干冷的草原型气候环境”,西亚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就已出现“麦作文化”了,与中国的“稻作文化”基本同时。据西方的历史记载:苏美尔人是在距今六、七千年间才进入两河流域的,这个“世界第一字”是苏美尔人的发明创造,而不是当地原居民的发明创造。也就是说,是西迁的中国人种将这“世界第一字”带到西亚去的。至于两地农作物的品种不同,并不足怪,因为种植稻谷的技术远比种植麦子的技术复杂,会种稻谷的民族学习种植麦类一点也不困难,而中国的农耕民族的生产从来都不是单打一的,他们在选择稻谷为主粮之前,早已尝试过种植其它的作物了,水稻只不过是他们的最后选择而已。他们在选择了稻谷为主粮后,也不会放弃种植其它粮食作物的(今日的农民依然是五谷杂粮一齐种的)。"一个农耕技术先进的民族到了新的环境,在新环境里学习种植不同的作物,或者去影响当地民族的耕种技能,都是很容易的事。如中国南方九千多年前的彭头山稻作文化,在七千三百年前传到了中国北方后,就变成了河北磁山的粟作文化,这是例证之一。到了印度的阿萨姆邦以后,由粳稻文化变成了籼稻文化,这是例证之二。西亚不产稻谷,但西亚却出土了用稻壳掺泥或稻茎掺泥烧造的中国式原始陶器,这种西方根本不生产的中国式原始陶器,如果不是从中国输入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例证之三。到了新的环境,作物的品种虽然变了,但他们的信仰并没有变,他们的民族保护神依然是中国南方民族所崇拜的“萨姆”,他们的图腾依然是“太阳鸟”(朱鸟),许多文化特征也都与中国相同,这是例证之四。因此,信仰“萨姆”的中华人种到了新环境之后,虽然由“稻作民族”变成“麦作民族”了,但仍旧自称为“萨姆”(苏美尔)人,是不足为怪的。
    那么,既然中国的文字符号出现得这么早,为什么苏美尔人的楔刻文字与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却要比中国的甲骨文早了两千多年呢?笔者不同意林先生的观点。(夏朝、秦朝的焚书等造成的)但是,后来,由于西方文明是以游牧文化为主的文明,容易形成冒险好奇、勇于进取、开拓占有、争强好胜、永不满足和善于吸取他人之长的“奋进精神”。中华文明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文明,容易形成安土重迁、敬业守成、与人无争、平等待人、知足常乐和拒绝淫技奇巧的“无为精神”。历史上西方的“奋进精神”导致了西方帝国的不断改革、不断创新、目光远大、发奋图强,因而爆发了工业革命,将西方从落后推向了时代的前列;中国的“无为精神”导致了中华帝国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目光短浅,不能产生前进的新动力,因而失去了先进地位,被时代远远地抛到了后面。因此,中华文明虽然是世界文明之源,却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与时俱进,只能形成百川,而无力形成大海。抚今思昔,痛定思痛,倍感党中央提出来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性。让我们在中央方针指导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吧!
    我们知道,人类书面文学的诞生,通常以距今5000年前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人发明的象形文字为准.而且,林河先生从研究文明基因入手,根据近年考古新发现的实物,摆脱仅从甲骨文中寻找中国文字根源的束缚,从而得出了“中国文学比苏美尔文学还要早两千年"的结论。  人们知道,文字有没有记录历史的功能,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进入了有史时期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进入了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早在5500年前就已经能够记录神话、传说、诗歌、谚语等文学作品了。而在中国,直到3000年前,才出现了只能简单地记录一些铭文和巫觋卜辞的甲骨文。中国的甲骨文不但表现力相当有限,读起来也索然寡味。相形之下,中国的甲骨文比苏美尔文字晚了许多,在记录历史的功能上也要落后了许多。故,我们提出 “世界第一字,诞生地在中国”的见解.但为什么中国在距今9000年前出现的这种“原始文字”却不见继续使用?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这些“原始文字”仅仅是时空里转瞬即逝的流星,并没有得到中国历史的传承和发展,而后来出现的甲骨文则另有源头呢?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的考古学不发达,许多历史还埋在地下,不能为大众所知。根据上个世纪90年代的考古新发现,证明中国的原始文字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发明了能够记录历史大事的“书面文学”。只不过用我们以前的研究方法没有发现,让它们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
    中国人记录和保存语言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在原始时代,绘画、结绳记事、刻木为楔、实物符号、象形符号、抽象符号等,都曾被中国人用来作为记录和保存语言的手段,但直到将象形符号简化为抽象符号,将抽象符号组合成能够反映语言的书面形式以后,文字改革才算成熟,才可以称做“书面文学”。中国的金文和甲骨文是非常成熟了的文字,在“成熟了的文字”与“不成熟的文字”之间,还应有一个“过渡阶段”,我们要想寻找它的源头,就必须去发现这一“过渡阶段”的文字。原始文字的载体很多,它不只刻画在甲骨、龟板之上,也刻画在陶器、石器、玉器、木器、骨器等载体之上。我们只有从多方面去寻找,才能有所发现。而且文字的组合方式,也不一定与现代相同。甲骨文算是成熟了的文字 ,它的组合方式是按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顺序排列成行。因此,那些还未成熟的原始文字必然会出现“排列不大规范”,顺序不一定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情况。我们只有按照“不成熟文字”的规律去找,才能够找到它。以埃及5000年前的象形文字为例:初期的埃及象形文字排列组合相当自由,书写时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同音异符、同符异音、从中间向左右两个方向反写、人物图像与符号夹杂等等,都悉听尊便。可见同样是文字,它们的组合规律却是因时间、空间与民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由此可以想象:中国在排列有序的甲骨文出现之前,也应该经历过这种排列混乱的阶段。只要我们能找到这种还处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组合符号,我们就能够找到这种“不成熟”时期的原始文字以及用这种原始文字记录的中国历史了。

   (中国文化魂网站   姚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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