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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慧敏(姚会民),字逍遥,陕西蒲城人。国家一级书法师,国家一级美术师,学者、书法评论家、文字(字体)研究家。
现任中国文化魂网站总编,中国文化魂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央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华书画协会名誉顾问,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外联部长,辉煌中华杂志社副社长,中国博达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榜书协会理事,中国甲骨文协会理事,陕西书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华夏平安书画院常务院长,陕西毛泽东书法协会理事等……
中国象形字与字母文字的对立
中华民族雄奇天下的精神长城——
全世界中国人团结起来 共守中华
世界第一字——“中國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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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字——“中国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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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字——“中国字”(三)
信息来源:中国文化魂网站 发布时间: 2014-8-15  浏览次数:1122
有人要问:在9000年前,中国的彭头山文化遗址和8000年前的贾湖文化遗址虽然已出现了几个楔刻符号,但根本不能用来表达语言、记录历史,表达的能力非常有限,您凭什么能断定中华民族在7000年前就已经有了“比苏美尔文学还要早两千年的中国文学”呢?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在八、九千年前出现的那些少量图象符号,的确还达不到表达语言、记录历史的程度。这是因为这一“×”形符号,从两、三万年前岩画,在到一万多年前的中国陶纹,从一万多年前的中国陶纹,到九千年前的洞庭湖畔彭头山遗址的小型穿孔石棒,一直存活到了今天,它不但影响了过去和今天的中国,也影响了过去和今天的西方世界,由此我才称它为“世界第一字”。其它的单个符号,由于不知含义,不成组合,也不知来龙去脉,我并没有把它们定为文字。但从9000年前开始,智慧的中华民族经过了100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距今八到七千年间,发明了能够比较完善地记录历史的手段,这是有考古发现可证的。只是由于我们拘泥于在甲骨文中去找中国文字的根源,忽视了这种原始文字的“不成熟”性,所以,它虽然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却让它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
   上世纪的90年代,在湖南省长沙市以南湘江东岸的南沱乡大塘村,发现了一座距今7400年前的稻作文化遗址(年代根据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年编著的《湖南考古漫步》画册第29页)。遗址中出土了石器、玉器和大量精美的艺术彩陶。最为难得的是出土了一块大彩陶罐的残片,残片上刻画了许多复杂的抽象符号,这一罕见的特点引起了林河先生和许多考古学家的关注与注意。最后林河先生一张陶片的照片上,终于惊讶地发现这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中国原始文学吗!大塘遗址的这些组合符号有“干栏式建筑”纹一组,江水纹、水田纹各一组,禾苗纹、花朵纹两组,绳索纹两组,“×××”纹两组,太阳纹、森林纹、鸾飞凤舞纹、鸾凤口含嘉禾纹各4组。这么多的抽象符号有规律、成组合地编排在一起,应该是“原始绘画”还是“原始文字”呢?谁都看得出来它与“原始绘画”沾不上边,而是“原始文字”。但它的排列组合,正好处于“有序与无序”的不成熟阶段。
    是不是文学和文章呢?根据《辞海·文学条》云:“先秦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故又称“语言艺术”, 依此定义。我认为:这块陶片上的许多符号,已具备了“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的功能。又《辞海·文章》条云:“现通称独立成篇的有组织的文字为文章”。这陶片上的许多符号也具备了“独立成篇的有组织的文字为文章”的形式,应该算得是“独立成篇”的“文章”了。我试着从陶片的口沿往下“读”去,突然发现它是可以按上下顺序通读的“文章”。 
    陶片的口沿是一圈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干栏式”的房屋建筑,这是中国历史学家的专用术语,专指中国南方一种楼下不住人的民居式样(俗称“吊脚楼”)。 “干栏”的“干”字为“粳”的音译,“栏”字的含义是“有走廊的楼房”,“干栏”就是“粳稻氏族居住的房子”之意。 因此,这陶罐口沿上的一串“干栏式”房屋,就是“粳民村寨”的象形文字。陶罐口沿的下方画的是一圈“水波纹”,这是江水的象形符号,表示这个村寨是坐落在湘江边上。紧靠水波纹符号的下方是两圈草叶纹,这样整齐的草当然不是一般的草,而是禾苗的象形符号。一连两圈,是表示水田层层、禾苗茁壮之意。禾苗纹的下面也就是陶罐的中心位置,被森林符号分隔成了4块。在每一块画面上,天空高悬着一轮太阳,太阳下方有4只鸾凤口中叼着草根(也可能是嘉禾),在阳光下展翅翱翔,好像在用形体语言敦促着四乡粳民及时耕种,莫误农时。在这只彩陶罐的双耳上有一方形画框,画的中心是两层交错的十字花瓣形抽象符号,花瓣形符号的花蕊部位画有一个田字形符号。十字花瓣符号应该是禾花的象形符号,双层花瓣应该是四时八节的象形符号,因为原始的农耕都是凭花开花落、莺飞燕舞来判断时令的。花蕊是中心的中心,在花蕊部位写上一个田字,表明粳民所有的农事活动都是围绕着水田耕作服务的。彩陶罐双耳上的画框上下边是绳索纹。绳索是农村生活必不可少之物,可以拴物、系罐、牵牛、引犁、捆秧、挑担、丈量田亩、规范土地等。从原始宗教的角度看,还有约束鬼神、捉妖拿怪、扶正驱邪等作用。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的陶支架上,就已出现过这种用绳索纹将“×”纹框住的复合形符号了。长沙南沱大塘文化的这一用绳索纹将花瓣纹框住的复合形符号,就是对彭头山文化的继承。彩陶罐双耳上的画框左右框是“×××”形巫术符号,像对联似的挂在画框两旁。这一“×”形符号,也是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中已经出现过的巫术符号,它又出现在7000年前的大塘文化之中,进一步说明了这“×”形符号的神圣地位。
    这一彩陶罐上成组的抽象符号,充分说明了它不是原始绘画而是“不成熟”的原始文字。它的排列方式有两种:从罐身上看,它是自上而下的排列;从双耳来看,它是自外向内的排列,完全符合原始文字处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特点。所以,我肯定了它正是我们民族的先民们用象形文字写成的一篇用以记录历史的“文学作品”。  它有如下的内容即:“富饶的湘江之畔,是我们美丽的家乡。我们勤劳智慧的粳稻氏族在这里安居乐业,修起了屋檐接屋檐的高大楼房,建成了走廊连走廊的兴旺村庄。田野间稻浪翻滚,丛林里鸟语花香。人人都丰衣足食,户户都粮食满仓。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上天的赐予,我们要感谢上天赐予的阳光雨露,我们要感谢朱鸟送来了吉祥。现在,春阳又已普照大地,春花又已绽放芬芳,朱鸟又为我们衔来了天赐的嘉禾,又在催促我们去勤劳耕作。让我们去争取今年的大丰收吧!”。彩陶罐耳上的图象符号,从外往内读,它有如下的内容:“此陶罐不是普通的陶罐,而是祭祀上天的神圣礼器。此罐耳不是普通的罐耳,乃是我们的大萨姆(大巫)执掌神器的罐耳。罐耳上的方框,不是普通的方框,乃是能够感应上天的通天灵符。外框左右的‘×××’形符号,不是普通的符号,乃是神圣无比的巫术符号。外框上下的绳索,不是普通的绳索,乃是约束鬼神、降妖捉怪的万能绳索。方框中心的十字形花瓣,不是普通的花瓣,乃是厘定四时八节、防止阴阳错位的神圣花瓣。花瓣中心的稻田,不是普通的稻田,乃是在通天灵符护佑下的稻田。为了我们粳稻氏族的繁荣昌盛,且让我们跟随着大萨姆设坛建蘸,摆上礼器,献上祭品,隆重地迎接朱鸟,歌颂上天。为了今年的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六畜繁衍、地方清洁而向神祈祷,求神保佑吧!”
    这些陶纹的确是在诉说着远古的一段故事。但您怎么能肯定它就是记录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文学作品呢?
    现在,只要我们将这陶片上的陶纹符号与中国的历史文献和其它考古资料相印证,你就会发现:这一块彩陶“文字”的丰富内容,与历史文献和其它考古资料的内容是十分吻合的。
   《列子·汤问》:“楚之南,有炎人国”。在楚国的大将吴起没有“南平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之野”之前,“楚之南”一般是指洞庭湖南部的粳民(汉译荆蛮)之地。长沙大塘文化遗址所处的方位,正好是“楚之南”,炎人国的君王,当然就是炎帝。因此,大塘遗址就有可能是炎帝氏族的遗址之一,这是第一个吻合之处。
   《白虎通义》:“炎帝者,太阳也,其精为鸟,离为鸾”。大塘遗址出土的太阳神符号应为农神炎帝的象形符号,而那个“朱鸟飞舞”的符号,就应该是“其精为鸟”的“太阳鸟”符号。用现代的术语来说,炎帝氏族的图腾神就是朱鸟。这是第二个吻合之处。
   《帝王世纪》:“(神农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纳奔水氏之女,曰听沃。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茶陵补志》:“炎帝榆罔受封于茶陵之露颠,榆罔亦神农末一帝也。”这是第三个吻合之处。
   《衡湘稽古》:“炎帝后山氏以长沙为厉山国”。这是第四个吻合之处。
   《衡湘稽古》:“炎帝为衡山君”。衡山即湖南的南岳山。这是第五个吻合之处。
   《衡湘稽古》:“衡山为炎帝游息之所,帝自曰朱(JU),有朱陵洞,死葬长沙”。 称头人为“JU”,正是南方粳稻氏族的语言而不是汉语。这是第六个吻合之处。
   《元和郡县志》引《南岳记》:“衡山者……炎帝馆其岭,祝融托其阳”。这是第七个吻合之处。
   《拾遗记》:“(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这是第八个吻合之处。
   《衡湘稽古》:“桂阳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嘉禾故粮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谷,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循其实曰“嘉禾”(按:嘉禾本汉临武县地,明分置)。这是第九个吻合之处。
   《嘉禾县学记》:“炎帝之世,天降嘉禾,神农拾之,教民耕作于淇田之阳。”引管子:“神农种谷于淇田之阳。”原注:“长沙地脉发于淇田之阳。桂阳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这是第十个吻合之处。
   《世说新语》引晋朝《伏滔集》载《习凿齿论青楚人物》,略曰:“神农生于黔中”。“黔”字是中国南方粳稻氏族语言的汉语译音之一,实为“粳”字的同音异译。“黔中”即粳稻氏族所居之地。先秦时期,曾在这里设置过黔中郡。“黔”泛指洞庭湖南北所有地粳稻氏族的居住之地,长沙也是粳稻氏族居住之地。这是第十一个吻合之处。
    在洞庭湖四大支流之一的沅水中游有一个黔阳县,在黔阳县出土了一个属于“皂市下层”文化的高庙遗址,距今为7600年(年代根据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年编著的《湖南考古漫步》画册第28页)。在这座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与长沙大塘文化特征相同陶纹艺术品,证明了长沙大塘文化是黔阳高庙古文化的继承者与弘扬者。这是第十二个吻合之处。
    综上所述,我门认为,长沙大塘文化就是上古时代的“炎人国”的文化,彩陶上的陶文,记录的就是炎人国的居民们祭祀中国南方的“神农炎帝”的盛大庆典的文学作品。
    以上举了7400年前长沙大塘文化陶器上的陶文为例,以证明“中国文学比苏美尔文学还要早两千年”的新观点,的确有一些说服力。但考古学切忌孤证,仅此一例能否说明我门立论的正确性吗?所谓孤证也要一分为二。例如在考古中发现了一颗远古人类的牙齿或一个头骨,也属孤证,但已足够证明远古人类的存在,并不一定要等找到许多骨骼齐备的化石以后才予以承认。
    高庙文化出现了7600年前的组合文字是肯定无疑的。因为在这个遗址中出土的石制人头像的脸上,明显地刻画了由“月”、“于”及一个不认识的字(很像“女”字,但左下方多了两小横)组合而成的名词,很有可能是月亮女神的专有名词。它就比苏美尔文字的出现早了两千年!高庙文化出土了大量有各种符号的陶片及骨器、石器、蚌器等。当考古人员把陶片上面的污泥清洗掉以后,一个奇迹出现了:这些陶片上竟然刻画着许多精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图象符号。高庙的陶器上出现的抽象符号之多,在中国及全世界都是空前的。如果将高庙文化出土的陶纹集中起来研究,虽然他们运用“文字”的能力还很幼稚,但告诉我们的信息是相当惊人的。从陶纹上有“太阳神的产门正在生育小凤凰”的描绘得知,他们已经自认为是太阳鸟(鸾凤)的子孙了。从“双凤朝拜嘉禾纹”得知,他们已经有了对粳糯之神的崇拜。从“火凤凰双翼负日”等与天文物象有关的符号得知,他们已经有了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了。从“华丽的棂船纹”、“大型的方舟纹”、“火字形祭坛”和建立在祭坛上的“巨大的塔状高楼纹”、“四角凉亭纹” 以及许多美丽而奇异的建筑纹来看,他们已经有了水平相当高的建筑工艺了。高庙文化的陶纹符号多达好几百种,还经常是成组合地排列在一起,基本上符合“不成熟文字”的特征。它们告诉了我们如此多的历史信息,难道还不能称它们是记述历史的“祭祀文学”吗?
    文字是中国走向文明,文字是中国走向繁荣,伟大的“中国字”让世界更精采,让世界震惊,全世界的中国人请记住“世界第一字——中国字”。
   
    (中国文化魂网站   姚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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