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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慧敏(姚会民),字逍遥,陕西蒲城人。国家一级书法师,国家一级美术师,学者、书法评论家、文字(字体)研究家。
现任中国文化魂网站总编,中国文化魂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央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华书画协会名誉顾问,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外联部长,辉煌中华杂志社副社长,中国博达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榜书协会理事,中国甲骨文协会理事,陕西书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华夏平安书画院常务院长,陕西毛泽东书法协会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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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清代民间宗教的民俗性与乡土性(1)
信息来源:中国文化魂网站 发布时间: 2013-9-27  浏览次数:1250

  一、吃斋的民俗性与生活基础
 
    大概自宋代取缔所谓的吃菜事魔以来,吃斋似乎成了官方认定邪教的一项重要指标。特别是在清代,对吃斋不仅明显加大了打击力度,而且有趋于扩大化的倾向,虽然雍正朝时曾一度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明确宣布“但应禁止邪教惑众,从未有禁人吃斋之理”[1],《大清律例》也有“至守业良民讽念佛经,茹素邀福,并无学习邪教”者不在查禁之内的规定,但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时期吃斋始终未能摆脱遭受打压、查禁的处境。尽管如此,民间私相吃斋之风还是屡禁不止,反倒形成了一种“禁者自禁,吃者自吃”的态势,如讷亲在关于老官斋教一案的奏折中称,福建建宁府建安、瓯宁地方,“其吃斋之时,每月一二次,或数十人,或近百人至期聚集,率以为常”[2]。江西地方,据巡抚常安奏称,“吃斋诵经集众作会之举,各郡邑俱有。此等人始则劝人行善,或云报答天地之德,或云报答父母之恩,以致无知村愚不论老幼男女,靡然倾信”[3]。江西按察使凌火寿也称,“江省风俗尚邪,愚民惑于福祸,崇信不疑”,“习而不察”[4]。而在山西赵城县等地,据巡抚申启贤奏称,“该县等所属各村俗规,凡茹素讽经之人称为善友,并以吃茶念经可以消灾除痛之言互相传述”[5]。广西象州乡村,虽然没有开堂敛钱聚众之事,但“吃斋念经,转相授受”却由来以久[6]。湖广总督周天爵等在查处襄阳县吃斋一案时,据供:“监生司庭善、民人刘奇及其妻刘孙氏、子刘汶世、媳刘司氏,各因父母患病或求子心切,按朔望暨三六九等日吃斋”。“樊似海之父藩新玉、李廷俊(生员)之祖李希监、父李金鉴、张延俊等之父张秀清在日,均吃斋念经。每年二月初二、三月初三、六月初六、十二月初八等日为斋期。凡食斋之日,同至大乘庵庙内聚会,敬神念经祈福。张延俊之兄张延龄承种庙田,照管香火”。又据樊似海等供,“从前至庙念经做会,亦无非敬神之期,实系相沿食斋求福,委无立教兴会情事”[7]。嘉庆年间和宁在查处八卦教时也承认,“此等乡愚男妇,间有吃斋念佛,习以为常,本无谋为不轨情状”[8]。凡此等等,从“率以为常”、“各郡邑都有”、“风俗尚邪”、“各村俗规”、“相沿食斋”、“习以为常”等种种表述来看,有理由相信吃斋已成为乡村社会中颇为流行的一种风气,一种信仰民俗。
  
    一般而言,现象演化为民俗必有其生活的基础。吃斋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民俗事象自不例外。因此,在分析民间宗教中的吃斋现象或行为时就不能忽略其生活的内容和基础。那么乡村生活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又是如何呢?美国学者周锡瑞在谈到二十世纪初鲁西一带农民的生活时这样写到:  
 
    其食物亦非常简单,每年只有极少机会吃肉,以粗茶淡饭为主。只有新麦打下之后,才吃几顿面条和菜蔬。园内所产菜蔬,并不全部食用,还担去城镇换些粮食以维持生活。城里平常使用的油盐酱醋等调味品,在乡间视为贵重品。若吃香油时,则用小棍穿过制钱孔从罐中取油,滴到菜里调味。平常饭时,水里煮些大蒜、辣椒、大葱,就是一顿。除了喜庆丧葬或新年外,很少见到荤腥,老人也不例外。[9]
  
    然而,即便象是这种简单乏味的生活,也并不是所有的人家都能过得上的。在一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即便不遇上灾荒饥谨,乡村的普通农户常常也只能以咸菜与粗粮为主。可以说,这种状况直到二十世纪末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观。有理由相信,乡村吃斋习俗,特别是民间宗教的吃斋正是建立在这种生活基础之上的。 
    众所周知,中国老百姓在信仰方面的基本特点,就是在相信彼岸来世、天堂佛国的同时,更注重其功利性与现实性的一面。诚如一位西方学者在二十世纪初所观察到的那样:
  
    普通的中国人在宗教方面如同其他方面一样,追求实用,认为菩萨是世界上获取利益的源泉。他们从菩萨那里,寻求恢复健康、好收成、科举考试成功、经商获利和仕途顺利。如果一种宗教未向他们提供要求的这些方面,而只是以诸如忍耐、鼓励和战胜引诱等方面的精神祝福来回答他们,他们是非常惊异的。他们首先进行嘲笑,然后认为此种宗教是奇谈。[10]  
 
    的确,对老百姓来说,决定他们选择某种宗教或信仰的首要条件就是能否满足他们的现实需要和欲求。他们绝少会出于某种纯理念的追求而轻易放弃或牺牲现实生活的利益。在处理诸如眼前与长远、现世与来世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上,也从不会放弃务实的考虑。所谓“割目下之近欲,修难成之远功”,那种想象中的禁欲或绝欲的宗教在中国从来就是很难行得通的,毕竟那只是极个别人的行为。宋人在评论“吃菜事魔”之所以禁所难禁的原因时曾讲,“盖缘田野之间,深山穷谷,肉食者少,往往只吃蔬菜”[11]。又“江浙山谷之民,平时食肉之日有数,所以易于食菜”[12]。此论可谓一针见血。事实上,吃斋对于粗茶淡饭的乡村百姓而言,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多大的生活享受,更不可与所谓的禁欲相提并论。因为吃斋不仅没有改变他们惯常的生活模式,而且迎合适应了乡村百姓在毋须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既可祈福治病,又可修来世,甚至上天堂佛国的功利心态。更何况在做会的场合,吃斋对于绝大多数并不富裕的信徒或信众而言,更象是一次丰盛的聚餐,尽管没有肉食。当然,对于那些富裕或较为富裕、有条件满足口腹之欲的人家,吃斋自然要割舍一些生活上的享受。不过,即便是吃斋,也有种种不同的形式,如长斋、花斋、父母斋等等。同时,既可自幼吃斋,也可以年老时吃斋;既可入教吃斋,也可仅止吃斋治病而不入教,灵活变通,因人因时而异。这样,吃斋也就不会对各种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实际生活造成妨害。《鱼篮观音宝卷》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或许能说明中国老百姓信仰上的务实态度和功利心:金沙滩住户作恶多端,观音不忍,于是下凡来度他们。她化作妙龄女子到村中卖鱼,哄动了全村。恶人之首马二郎欲娶她为妻,她说有誓在先,凡欲娶她的人必须熟念莲经,吃素行善。于是,马二郎和村中恶少纷纷放下了屠刀。在念佛声中,女子与马二郎结为夫妻。婚后不久,新娘因腹痛而亡。村中受了观音的感化,自此竟成为善地[13]。显然,马二郎一伙吃素行善的最初动因在于对美色的贪欲而非对善的向往,而观音菩萨正是利用人性中对色欲的本能追求,最终得以导恶向善。同样,吃斋之所以能成为民间宗教的一种日常修行,与布教者不违人欲、因势利导、努力适应百姓日常生活的实际不无关系。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间宗教是“因俗成教”,因俗而行教。  

    不过应该看到,民间宗教的吃斋与正统佛教的吃斋虽然形式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本质上是有差别的。佛教的吃斋是强制性的,是由于“不杀生”的戒律,是出于对一切生命形式普遍尊重的根本理念;而民间宗教的吃斋则是生活之自然,是出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考虑,如治病消灾、祈福禳祸、求子延寿等等,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吃斋目的上的不同,一方面表明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的差异性,同时反映出民间宗教与乡村生活、民间习俗相适应、相习合的根本特性。